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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岭镇抗日回民大队及“洋浒崖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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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冬,冯毅之根据中共益都县委领导的分工,到家乡青州西南山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按照中共清河特委的指示,在八路军山东游击队第四支队司令员廖容标的指导下,冯毅之、孙同山、孙萌南、白金、宋岳、刁愈之等共产党员和在西南山区活动的翟汝鉴、李思亮共同组成了一支千余人的游击队。翟汝鉴任司令,李思亮任副司令,冯毅之任政治部主任。1938年3月,为了贯彻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司令廖容标、政委姚仲明亲赴太河镇,与国民党委任秦启荣指挥的吴鼎章、翟汝鉴、王葆团、刘兴堂、周宗鼎等八个游击队谈判与协商,最后成立了“淄河流域抗日联军办事处”。冯毅之任办事处主任,每个部队派一名代表驻办事处,统一作战行动和筹措军费供给等事宜。
  1938年春天,在淄川洪山做矿工的金岭镇回族人王怀方,受地下党组织的指示,回到家乡金岭镇,在回族群众中组织抗日武装。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在王怀方的积极发动下,一些回族青年踊跃报名参加。同时,李思亮的同乡——淄川太河回族人马厚珂和一名通信员(已不知姓名)也来到了金岭镇,带来了李思亮给他的六支匣枪。金岭镇回民抗日大队,最早在该镇的铁路巡警马忠斌的家里秘密成立,最初的武器只有2支大枪、一支手枪,出自马忠彬之手。这支队伍,后来发展到五十六人。成员大部分是本镇的普通回族子弟,有赵厚生、刘伦亭,赵来尊、赵忠邦(28岁)、丁荣先、赵忠泰、沙心贵、马忠周(28岁)、王怀廉、王荣华、王和书、马厚禄、马忠斌、刘普亭、沙怀亭、丁忠元、丁合恩、王怀亮、赵厚顺、赵士公、赵桂祥、赵忠法、赵忠山、赵厚元、刘浩亭、王怀禹、王凤建、丁连泽、马厚昌、赵忠公、赵忠友、赵忠安、赵忠钦、赵仁祥、赵厚生、丁金泽、王敬书、马传久、赵厚光、赵士兴、王怀彦、沙长青、赵忠增、刘汉林、沙怀云、刘志宽、王义书、沙心会以及回族爱国知识分子如王良书、王秉衡(字,子平)等,也有开明乡绅的富家子弟如赵厚德、王志义(18岁)、王月书(16岁)等。武器有十几支大枪、六、七支短枪,主要来自本镇回族群众捐资采购所得,以及本镇回族富户的看家护院的枪支,在当时可说是武器精良。
  1938年3月,队伍组织起来后,便拉到王寨的洋浒崖村(今金山镇洋浒崖村,金岭镇南15华里)进行军事训练、宣传抗日。编制是队长马厚珂,副队长王怀方,司务长张厚生,分队长刘伦亭、赵来尊、赵忠邦、赵厚德、王和书、王荣华、马忠周。当时已经接受统一战线领导的国民党山东第三专区游击队第二支队副司令李思亮①,时常驻队帮助训练,以使大队接受统一的整编。据至今健在的王月书老人回忆说,这支抗日武装的旗号是“山东第三专区游击队第二支队第三分队回民大队”(一说是第八游击司令部一大队二中队回民四分队)。队旗是红底黄字,插在驻地。王怀方曾对大家说:“廖司令一定要我把咱们这支回民队伍带去。”还说:“目前我们的武器还很少,等我们再扩充一下,每人的武器齐备了,我就带同志们去见廖司令,奔向抗日的战场。”
  对于这支新建的队伍,各种地方势力都怀有觊觎之心,特别是对队伍的武器十分垂涎。其中某些土顽匪帮,更是想把武器占为己有。据说,有一天,王寨业旺村的土匪王振令带人来到回民大队的驻地洋浒崖村进行挑衅,对李思亮说要比试枪法。李说:“怎么个比法?”王说:“枪打庙檐上的走兽吧!”说完,王瞄准射击,结果三枪未中目标。这时,李笑着说:“王队,别看你有一百五十人的队伍,你还不是军人出身!”话音未落,他随手挥枪,一枪击中目标。然后,李又对身边的警卫说:“你也来试试,请王队给你指导一下枪法!”警卫举枪射击,也弹无虚发,王悻悻而去。后来,王说:“有这两个人在这里,咱们暂时不动他们了。”通过这次比枪法,王振令匪帮打消了算计回民大队的企图。
  然而,活动在边河一带的土匪“杨队”却对回民大队的人、枪虎视眈眈。匪首杨立彬,边河乡西刘征村人(今临淄区金山镇西刘征村),是土匪杨大山的大哥。早在三十年代初,他就在本地拉起了一支队伍。这支队伍靠拜“把兄弟”维系在一起,匪气十足。受到当地政府多次征剿后,逃往东北发展,后来又返回家乡,盘踞在金山上。杨立彬手下的骨干分子,多数是他带来的东北籍土匪,杀人不眨眼,个个心狠手辣。他们经过多次侦察、策划,决定袭击这支刚刚组建的回民抗日武装。
  1938年农历六月初九,杨立彬令三弟杨大山化装成染布的商贩,首先来到洋浒崖村进行侦察。因回民大队的驻地有站岗的队员(村东西街路北两处房子),所以他没能进院。这时,他从院墙外能看到院内抛起的篮球,听到打篮球的声音,就在村民中散布说:“金岭的队伍今天打篮球,大家都去开开眼界吧!”当时,村民还不知道打篮球是什么新鲜事,纷纷去驻地的西院观看。他趁机混进人群,进了院子,将院内的情况摸清楚了。回民大队的队员为了宣传抗日,提高人气,进行了篮球比赛。在村民的欢呼声中,比赛从下午四点一直打到晚上八点才结束。打完篮球后,疲惫的队员们很快就入睡了。(事后,大家才认识到这是杨大山匪徒的计策)。农历初十黎明,杨匪三十多人,悄悄埋伏在回民大队驻地附近。有几个土匪,化装成要挑水浇地的村民,骗开回民大队驻地胡同的栅栏。回民大队站第一道岗的马忠周,被土匪开枪击中额头当场牺牲。第二道岗王怀彦,扔掉枪支跑回院内报信,赵忠泰跑出去捡枪时被击伤右腿。此时枪声大作,队员们从熟睡中惊醒。这些义勇队员,刚接触军事训练,还没有实战经验,又无人指挥,只能纷纷突围。其中翻墙突围的赵忠邦、赵厚生、赵来尊、王和书、王荣华,被土匪乱枪杀死。王良书、丁荣先、王月书,翻墙坠入一个堆满荆棘杂物的大茅坑后,逃到一谢氏(时任庄长)农户家,躲藏在炕洞内,后被谢氏救出。除了突围22人外,其余24人全部被俘。匪徒把他们捆绑后,让他们跪在院内。匪首杨立彬问:“谁是队长?”这时王怀方说:“队长是马厚珂,去太河了,我是副队长。”杨立彬说:“打的就是你!”随即一枪把其杀害。然后把其余的23两人一组、手绑在一起,押着他们出洋浒崖南门,向“杨队”的村子边河西刘征村方向走去。途中,杨立彬用枪点了人数后说:“怎么成了单数,很不吉利,得敲一个!”这时,与王秉衡绑在一起的刘伦亭说:“杨队,大家都是抗日的兄弟……”杨立彬说:“谁和你抗日!”一枪打死了刘。被俘人员途中受尽了辱骂折磨,其中沙新贵被割喉后,一脚踹到山沟里。一匪徒欲要再开枪射杀,另一匪徒说人已经死了,沙新贵才侥幸逃过一劫。匪徒们又在山上残害赵厚德,一枪打在他的小腹部,还朝他背后扎了三刀。
  下午,在匪巢,杨立彬烧掉了回民大队的旗帜。他气势汹汹地说:“我的队伍是天下第一军,在我的手下死过的有三四千人了,你们这些人算不了一回事!”随后进行“提审”,第一个被提审的是王秉衡(字子平),因为有的匪徒曾到金岭镇赶过集,做过短工,认出他是镇上教书的先生。杨向王秉衡问了大队的情况,特别是对队员的家庭经济情况问得很详细。例如,问有没有金岭镇的富户“复兴永”“复兴同”家里的人。王秉衡便意识到,杨立彬想的是钱和枪,便说:“杨队,有事咱们好商量,我的干爹还在贵村。”杨说:“你干爹是叫什么名字?”王回答:“我干爹是杨明功。”杨不动声色地说“你们怎么认识的?他是干什么的?他的宅子在村里什么地方?家里几口人?”王说:“我在益都师范读书时,我父亲把我托付给在益都开货栈的他,我在那里吃住。”杨立即改变气势汹汹的样子,假惺惺地说“王先生,杨明功是我的在服的叔叔。既然你是他的干儿子,那咱们就得兄弟相称。看在叔叔、王先生的份上,我也就不难为他们了。只是我的兄弟们抗日(当时很多土匪打着抗日的旗号,到处敲诈勒索)也需要粮饷啊。”王说:“那就先谢谢了,有啥要求条件,你就说吧”,杨说:“每人一支二八匣子或者500元现大洋,货到放人!”后来又说:“还得麻烦兄弟你回金岭送信。22人我收21人的货,第22名算你的辛苦费,你的我就免了。”
  回到金岭镇的王秉衡,迅速把消息传给了回民大队的家属。为了赎人赎命,有的人家卖房卖地、求亲告友、四处借贷,好不容易凑齐了赎命的500元现大洋。杨匪先放了14人,其中重伤的赵厚德回到金岭镇后死亡。又把赵忠泰、马传久、赵忠安、王敬书、赵忠钦、赵忠发、赵忠增、赵厚顺、沙长青扣留了七天,得到赎金后才放回。
  据王月书老人回忆说,第一个被赎回的是他的侄子王志义(笔者曾在1993年4月采访过本人),是用一把精致的、刻有七星的德国造手枪(七响)换回的。因为王志义的爷爷王怀周(1932年去世),曾经被清政府公派到日本留学,做过清末民初的蒲台县(今博兴县、高青县境内)县长。手枪是德国人修胶济铁路时,一个住在他家的德国工程师送给他的纪念品。当时,王秉衡与赵忠生(赵忠邦之兄,八十年代初,笔者曾听他说过此事)用毛驴驮着银元,翻山越岭赶到匪巢,把人换了回来。
  一支由金岭回民抗日武装,就这样被杨立彬为首的“杨队”土匪残酷绞杀了。洋浒崖惨案,是杨立彬为首的土匪,以谋枪图财为目的,蓄意制造、残害回族抗日武装的一起血案,是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严重破坏,实属罪大恶极,至今令人愤慨不已。
  得到这些钱、枪的“杨队”土匪,迅速壮大,继续为非作歹、祸害百姓,后被国民政府进剿打散。杨立彬逃到淄川,投靠日本人做了巡警队长,后来又与日本人反目,去了益都县方荣昌部。不久,张店日本宪兵队三古队长带人将杨立彬从益都抓回来,用狼狗咬死。其三弟杨大山,收集余部、继续为匪,杀人越货、与共产党军队为敌。后逃往台湾。
  据1978年还健在的18个队员的回忆材料说:
  1946年春天,一支解放军部队进驻大武乡夏庄(今辛店街道办大武夏庄社区,距金岭镇3华里),曾有几个部队首长来到金岭镇慰问过回民大队的死难家属。
  1949年春节,当地政府也给死难家属门上挂过“光荣灯”;
  1956年,上级有关部门曾派人调查过回民抗日大队的情况。但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未有明确结果。
  “文革”期间,回民抗日大队死难家属,曾去有关部门上访,但由于动乱期间,无人接待,无果而返。
  1979年,金岭镇抗日回民大队的幸存者和死难的家属曾多次到有关部门要求给予历史定论、落实政策,但是由于当时条件所限,一直未果。赵厚德之子赵传俊,找过曾任“淄河流域抗日联军办事处”主任的冯毅之。冯开了介绍信,让其去南京军区找廖容标。时廖容标病重,未能见到。不久,廖容标去世。
  这支回民抗日武装至今未能得到重视的原因,有几个方面:
  第一,从成立到被打散仅三个月,只进行了宣传抗日和基本的军事训练,未能上抗日战场就被土匪打散。
  第二,副队长王怀方在洋浒崖牺牲,队长马厚珂在1938年农历六月初七早饭后,带着通讯员去淄川太河村起枪,途中被土匪抓去杀害。由于当时地下党单线联系方式,他下落不明,与上级失去了联系。
  第三,曾帮助军事训练的李思亮,虽然当时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但后来叛国投敌。据史料载,后来,李思亮暗投张店侵华日军金井队长(证据待查)。1938年8月,经领导批准,冯毅之将李思亮击毙。
  在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期,在中华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下,一切抗日的行动、组织都是值得历史的肯定的。这支金岭镇抗日回民队伍的性质是毋庸置疑的。虽然金岭镇抗日回民大队,从成立到被土匪打散仅三个月,只进行了基本的军事训练,未能进入抗日战场,但它揭开了金岭回族群众抗日斗争的序幕,以实际行动展示了金岭回族群众保家卫国、抗敌御辱的坚强决心,为金岭回族抗日斗争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后来解放战争中我党及人民军队在该域内的武装斗争创造了有利的社会条件②。
  (作者系山东省历史学会会员,高级教师、临淄区委党史办公室编辑)
  参考资料:《山东省情·民族资料库》《淄博党史》、《青州抗战史料》、《淄川党史》、《临淄党史》《临淄区志》、《“洋浒崖惨案”详细情况》(1978年2月20日,赵忠泰等18人合写回忆材料)等。
  注释:
  ①(1937年冬,冯毅之根据中共益都县委领导的分工,到家乡青州西南山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按照中共清河特委的指示,在八路军山东游击队第四支队司令员廖容标的指导下,冯毅之、孙同山、孙萌南、白金、宋岳、刁愈之等共产党员和在西南山区活动的翟汝鉴、李思亮共同组成了一支千余人的游击队。翟汝鉴任司令,李思亮任副司令,冯毅之任政治部主任。后来,李思亮投靠张店侵华日军金井队长,1938年8月经领导批准,冯毅之将李思亮击毙。)
  ②在1939年3月,金岭镇的许多回族群众参加了八路军,对敌胶济铁路从金岭镇到益都间的铁路破袭战,一夜间炸毁日军火列车三列、涵洞数个,拆走部分钢轨,使胶济铁路瘫痪月余。
  1945年9月,金岭镇回民六七百人配合廖容标部于夜间在胶济线金岭段切断敌交通线10华里。
  1946年2月7日,日本投降后,在金岭镇火车站与湖田站的67名铁路工人代表在金岭镇火车站集会成立了“胶济铁路职工联合会”,选出丁子亮(回族)为主任,刘荣德(回族)为副主任,致电南京政府要求“将胶济铁路的管理权交给人民政权,使铁路为和平建设服务”,虽被拒绝,但也显示了人民的意愿。
  1947年4月,金岭镇回民中队成立,9月国民党第九军进犯金岭,回民中队转移至铁山、黄金一带开展游击战。1948年2月,配合桓台县铁山武工队解放金岭镇。同年3月,国民党吴化文部进犯金岭镇,3月底,回民中队配合解放军主力部队击溃敌军,再度解放该镇。
  解放战争期间,在解放区开展了反奸与土改运动,进一步提高了广大回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革命热情,在1946年6月金岭镇200多名回族群众组成担架队冒雨配合八路军参战,为战争胜利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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